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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人们更可能持有偏见?

原作者 | [美]戈登·奥尔波特摘编 | 徐悦东
《偏见的本质》,[美]戈登·奥尔波特著,凌晨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一些理论家由于其所受过的训练及其偏好,强调文化的因果关系。而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则对塑造了个人态度的外部影响感兴趣。而另一方面,心理学家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如何被编织进个人生活的动态纽带之中的。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是必需的。但我们仅限于讨论前者,即文化的因果关系。 基于我们现在对偏见的了解,我们可以说,持有偏见的人格将更多地会出现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地方: 

  • 社会结构以异质性为特征的地方
  • 允许垂直流动性的地方
  • 社会正在发生快速变革的地方
  • 存在无知和交流障碍的地方
  • 少数族裔规模大或者呈扩张趋势的地方
  • 的确存在直接竞争和现实威胁的地方
  • 在社群中以利益为目的的剥削长期存在的地方
  • 管控和节制攻击行为的习俗倾向于偏见的地方
  • 为民族中心主义的传统辩护的地方
  • 同化和文化多元主义都不受欢迎的地方

 我们将以此阐释偏见的这十项社会文化法则。我们无法证明它们是完整的或不容置疑的;但每项规律都是当下所能作出的“最合理的猜测”。  异质性 只有在社会的多样化程度相当高的情况下,才不会存在“感知警觉点”(perceptual  points  for  alarm)。在同质化的社会中,人们的肤色、宗教、语言、服装风格和生活水平都是一样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群体的可见度高到足以围绕其特征产生偏见。 相比之下,在一个多样性强的文明中,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分工不同所导致的阶级差异,移民所导致的种族差异,以及许多宗教信仰、哲学观念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差异等)。由于没有人能同时代表所有方面的利益,最终人们的见解变得各自不同。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或站到一起,或走向对立。 在同质化的文化中,只会出现两种类型的对立。(1)他们可能不信任外国人和陌生人(2)他们可能会放逐个别的个体,如纳瓦霍人(Navaho)驱逐“女巫”。在同质化的文化中,仇外心理和巫术在功能意义上等同于针对群体的偏见。 美国这个或许有着地球上最为复杂和多元的社会的国家,为大量偏见和纷争提供了成熟的产生条件。差异数量众多且可识别。服饰、品味、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无法提供帮助反而会催生摩擦。 特朗普支持者 一个社会偶尔或许会表现出一种固化的异质性,这种异质化表现出来的形态与同质化是一样的。例如,在奴隶制存在的地区,随处可见的偏见行为并不会引人侧目。一旦某种关系被习俗所固化,就很少会发生明显的摩擦。主仆之间、雇主和雇员之间、牧师与其教区居民之间的固定的生活和互动方式都是这样的例子。只有当一个社会中存在社交活动、阶层流动与变化,这个社会才能够创造出“活的”异质性,才会带来偏见。 
垂直流动性 在同质社会或固化的种姓制度中,人们不会将差异看作一种活跃的威胁。即使是等级严明的社会系统,例如奴隶制,当它运转良好时,社会上仍然会存在一种关于能否让下层阶级“安分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的焦虑。在日本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已经颁布了法律,以固化上层阶级的特权,使其不被下层阶级染指。因此,即使是在固化的种姓制度中也存在一些偏见的痕迹。 但是,当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潜在平等的,并且由国家信条保障了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时,就会出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心理状态。即使是最底层的群体成员也被鼓励去努力奋斗,并站出来要求他们的权利。于是就出现了“精英的流动”。通过努力和好运气,出身较低的人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有时甚至能够取代之前的特权阶级。这种垂直流动给社会成员带来了激励与恐慌。威廉斯(Williams)指出,美国社会中有资本主张“美国信条”所传达的普遍价值观的,主要是其中最有安全感的群体(例如,专业人士和传统的特权阶级家庭)。而其他的所有人都受到垂直流动的威胁——这种流动既能使阶级提升,也能使阶级下降。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一项实证研究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相当多的解释。研究人员贝特尔海姆和贾诺维茨发现,一个人当前所处的社会阶层对其所持有的偏见来说并不重要,调节其偏见的更多的是他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动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社会的动态流动性被证明比任何静态人口变量更为重要。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未能发现偏见与人口学变量,诸如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收入之间存在任何重要的关联。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与宽容度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流动性似乎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在这项研究中,退伍军人被要求提供自己应征入伍前与战后受访时的职业情况。一些人在退伍后无法达到他在入伍前的职业地位;另一些人在退伍后的职业待遇与入伍前相同;还有一些人在退伍后找到了更好的工作。研究人员根据这三种不同的流动方向划分被试,发现这三组被试反犹太主义的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这项研究的被试数量不多,但趋势却很显著。相较于在职场一帆风顺的人,那些在职场遭遇逆境的人更为反感犹太人。坎贝尔(Campbell)所提供的支持证据如下。
表5  反犹主义与社会流动性
 坎贝尔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对工作境况不满的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下行流动的标志)比那些满足于当下工作的人显得更为反犹太主义。在针对黑人的偏见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由于这种形式的敌意比反犹太主义更为广泛,所以分类方式与上一个表格略有不同。
表6  反黑人态度与社会流动性 社会的迅速变革 异质性和向上流动的渴望在社会上涌动,极易导致种族偏见。不过,社会危机的爆发似乎也会加剧这一进程。罗马帝国即将崩溃的时候,人们更经常地将基督徒喂给狮子。在美国参战期间,种族暴动显著增加(特别是在1943 年)。每当南方的棉花生意不景气,被处以私刑的人数就会增加。一名研究人员写道:“在整个美国的历史上,似乎本土主义思潮的高涨都与经济萧条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性。
在洪灾、饥荒、大火等灾难时期,会盛行各种迷信和恐慌,其中包括将灾难归咎于少数群体的流言。失范(anomie)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意为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的加速崩坏。如今,这一情况普遍出现于大多数国家。作为一个术语,失范呼吁人们关注社会机构中的功能障碍和状态低落。 研究人员里奥·斯洛尔(Leo Srole)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将眼下的状况感知为“高度失范”的人即是对少数群体持有高度偏见的人。他设计了一份测量当今美国社会失范状况的调查问卷,并将其发放给大量被试。他还测量了被试对少数群体的偏见。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 斯洛尔还希望了解,以社会文化上的“失范”作为对偏见的解释,与以心理上的“威权主义人格结构”作为解释相比,哪种更有说服力。因此,他要求被试完成第三份用于测量其威权主义观点的问卷。他的研究发现,失范这一变量更为重要。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之后,另外一组心理学家也重复了这一研究。虽然他们也发现失范与偏见存在重要关联,但并没有证实失范对偏见的影响比威权主义人格结构更为深远。 这项研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因为它对偏见的两项诱因各自的权重进行衡量,意图发现哪项原因更为重要。虽然在目前,我们还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由此指出,失范是导致偏见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结束这一话题之前,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中发生的特定类型的危机可能会产生减轻群体间敌意的效果。例如,当国家整体陷入危机的时候,敌对的两群人可能会遗忘仇恨,共同合作以克服危机。在特定时段内,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互相对抗的双方,一旦成为战时盟友也通常会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对方。然而,严重的国家危机与失范是两回事。失范的标志性特征是内部的不稳定,而这个因素(无论国家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似乎会放大原有的偏见。 少数群体的规模和密度 如果班级里只有单独的一个日本或墨西哥儿童,那么他很可能会成为全班的宠儿。但如果来了20 个这样的孩子,他们就几乎一定会被与其他孩子区分开来,并被视为威胁。 威廉斯这样阐述这一社会文化规律: 将一个明显不同的群体迁移到特定地区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

(a)迁移而来的少数群体所占总常住人口的比例越大,(b)少数群体涌入的速度越快,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大。

 全美只有约1000个印度人,但黑人人口却约有1300万。前者往往被忽视(除了个别印度人可能会被误认为黑人)。但是,如果印度人的数量上升到几十万或几百万,毫无疑问,那时必定会出现明确针对印度群体的偏见。 如果这条规律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能够发现证据显示反黑人主义最为兴盛的地区就是黑人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 一项范围有限但设计得很精巧的,针对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提供了支持性数据。1948年,第三方候选人瑟蒙德(Thurmond)州长以“州权自治”为主张,竞选美国总统一职。这一主张主要是抗议民主党在公民权议题上的纲领。研究人员戴维·赫尔(David M. Heer)测试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在黑人人口最为密集的南卡罗来纳州,针对黑人的偏见也会较其他地区更为强烈,继而使瑟蒙德在该州获得最高的票数。结果在很好地控制了其他会影响瑟蒙德票数的变量的基础上,证实了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黑人人口越密集的地方,瑟蒙德得票越高。 威廉斯所提出的规律中的第一部分认为,人口的静态组成是重要的。赫尔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但威廉斯陈述的第二部分更为重要。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证实其效度。众所周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的肤色偏见很少。在战争期间,许多来自美国、非洲、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以及许多马来人流入了英国城市利物浦。研究这一情况的里士满(Richmond)发现,在此之前极少或根本不存在的针对外群体的排斥情绪,随着移民的流入而发生了巨大的增长。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在美国,满足产生严重暴动条件的地区与拥有大量被排斥族群的移民的地区是恰好重合的。例如,1832 年波士顿发生了宽街(Broad Street)暴乱,当时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人口大幅剧增;1943年洛杉矶发生组特装暴乱时,正值墨西哥劳工大量涌入之时。同年,底特律也发生了暴乱。芝加哥接下来发生的种族问题似乎与黑人人口密度的日益增加密切相关。在芝加哥,一平方英里内居住着9万黑人,有时平均17 个黑人才对应一个房间。而黑人人口正在以每10年增长10万的速度扩张。 为了削弱这一因素造成的影响,有人认为,如果少数群体的成员作为个体分散开来(而非成群聚居),就不会遭受如此之多的敌意。而黑人居住状况的研究者韦弗(Weaver)认为,根据他的经验,当单独的一个黑人或几个黑人家庭作为独立的个体迁入中高收入住宅区时,人们对其的排斥情绪是逐渐下降的。帕森斯(Parsons)指出,犹太人的集中性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经常聚居,还体现在从事特定的职业之中,他的假设是:如果犹太人可以在社会结构中平均分布,反犹太主义的情况可能会有极大的缓解。 然而,促成少数群体的分散是很困难的。出于经济和社会性的原因,来自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倾向于聚集在一起。迁入北方城市的黑人只能在黑人人口已经很密集的区域找到住房。随着集中度的增加,出现了一个平行社会。新的少数群体在原有的社区中间构造起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教会、商店、俱乐部、警卫队的社区。这种割裂彰显了他们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鸿沟,并往往使恶劣的局面变得更糟。职业的固着化可能会加剧这一局面:意大利人都被看作推着小车叫卖的商贩、修鞋工人或者体力劳动者。犹太人则只在当地对其开放的那些职业中工作:零售业、当铺、服装厂工人等等。 这种聚居在特定社群、次级社会,集中于特定行业的趋势大大增加了主流社会和少数群体之间的沟通障碍。这使双方始终处于对彼此一无所知的状态,而正如我们所见,无知是激发偏见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同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所有其他社会文化规律一样,关于人口规模和密度的规律也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需要与其他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我们假设来自新斯科舍省的移民迅速涌入了新英格兰的一个城市。他们所遭受的偏见肯定远比不上相同数量的黑人移民所遭受的偏见。一些群体似乎比其他群体更具有威胁性— 这可能是由于该群体本身具有更多的差异,或这些差异的可识别度更高。因此,人口密度日益增长本身并不能够充分解释偏见,它只是加剧了已然存在的偏见的强度。 直接竞争和现实冲突 我们经常提及,一个少数群体的某些成员可能的确具有令人反感的特质,并考察过“应有的名声”理论。现在,我们必须检视一项与之紧密相关的主张— 即群体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有其现实基础的。理想主义者可能会说:“冲突不可能是绝对必要的,人们可以使用仲裁的方式,或找到能够调和各方利益,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我们的确可以这样做—在理想状况下。我们要说的只是利益和价值观在现实中的确会发生冲突,并且这些冲突本身并非偏见的案例。 在过去的一些时候,由于新英格兰的工业城镇需要廉价劳动力,中介代理就安排了大量的南欧移民来满足需求。这些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最初到达时并没有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因为他们的到来暂时性地充实了劳动力市场,导致了工人收入的削减,并增加了既有工人的失业率。尤其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人们对竞争很敏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后,每个民族都在行业内找到了自己的分工,并站稳了脚跟。依据柯林斯(Collins)的报告,如今在许多新英格兰的工厂,行政管理与工厂股份均由本地人管控,而监督和基层管理则由爱尔兰裔美国人所控制,工人则是新移民来的南欧群体。人们默认了这一不成文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这一稳定局面产生之前,可能出现过一段激烈而充满敌意的竞争时期。 2017年美国极右翼夏洛茨维尔集会 人们经常会说,黑人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白人构成了实际的威胁,因为二者都在竞争同样的工作。然而,严格来说,工作机会上的对抗并不存在于群体之间,而纯粹是个人层面的竞争。从来都不是有色人种群体性地抢走了白人群体的工作,而只是某个个体(无论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首先得到了工作,使得其他个体失去机会。将这种冲突称作“现实存在的”,只能说明,我们将其看成了一个种族问题。当移民或黑人“工贼”进入工厂工作时,人们对这些“抢走我们工作的人”的敌意上升为了种族矛盾,尽管其肤色和原国籍对于其中涉及的经济冲突而言,只是个偶发因素。 只有当给定少数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具备以下属性时,我们才能够将其视为现实的威胁:不愿参加工会,愿意在安全和健康状况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在一切方面都比本地人要价更低,交税非常少,容易成为公共财政的负担,有传播疾病或犯罪的倾向,不断攀升的出生率,低生活水准,不合情理地拒绝同化。 我们必须承认,在群体间纠纷中,区分现实冲突和偏见是极为困难的。让我们考虑下面这个事关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案例。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轰炸了珍珠港,这对美国的利益和安全构成了实际的威胁。美军立即做出了反抗,并进入了战争状态。在这一事件中并未涉及偏见。然而,不久之后,针对日裔美国人的迫害就接踵而至。没有任何一例关于日本人暗中破坏美国社会的流言得到了证实,对日裔美国人的强制搬迁计划也是残酷而无必要的。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普通民众的看法也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模式:他们都是些“老鼠”,只适合被消灭。因此,从冲突的现实核心开始,迅速发展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偏见情结,这对处理实际问题毫无帮助。(更利于赢得战争的举措应该是让日裔美国农民继续粮食生产,这样还能避免迁移和关押他们所需的花费。) 尽管做出这样的区分很难,但我们认为,在处理任何特定的民族冲突或少数群体之间的经济冲突时,对局势进行理性分析通常是可能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局势中固有的竞争因素和与之伴生的偏见区分开。 剥削优势 在前一章中,我们简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资本家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所剥削的无产阶级而助长偏见。如果我们对这一理论在经济层面之外进行推广,即剥削发生在很多层面,任何形式的剥削都会导致偏见,这一理论就会变得更可信。 凯里·麦克威廉斯(Carey McWilliams)针对反犹主义提出了一种剥削理论。他指出,社会对犹太人的排斥,始于19世纪70年代,这时工业与铁路成为财富之源。这一理论认为,大亨们感到他们所掌握的新权力并不十分符合美国的民主信仰。所以,他们企图将问题转移至别处,让人们认为犹太人才是真正的恶棍,是犹太人导致了经济上的漏洞,策划了政治上的欺骗,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堕落。 另外,有人可供俱乐部和住宅区排斥驱逐,有人可以充当贱民阶层,使暴发户和势利鬼可以尽情踩在脚下,也是件方便的事。反犹主义因此也成了“特权的掩护”,一个便捷的合理化借口与逃避责任的方式。暴发户们鼓动劳工们接受这一流言,并将自己遭遇的问题归咎于犹太人。这样做就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工厂主的行为上引开了,使得工厂主们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压迫性规则。资本家资助了这一流言的传播,旨在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犹太人的不善行为上。这一剥削理论认为,偏见为资本家的剥削带来了一系列各种收益:经济优势,社会层面的权势地位,以及一种道德优越感。 同样地,针对黑人的剥削也存在许多形式。他们被迫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为雇主带来了经济收益。针对黑人的双重标准使得白人男性能够接近黑人女性,却不允许黑人男性接近白人女性,这让白人男性获得了性收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黑人在智力上更低一等,这使白人在面对黑人时自然而然地获取了一种地位上的收益。黑人也许会因为被恐吓或嘲讽将自己的选票投给某一位候选人,或干脆放弃投票;白人从中获取了政治收益。因此,从剥削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们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解释黑人处于当下地位的原因。几乎所有白人男性都能从黑人身上攫取利益。 特朗普支持者 一位针对特定种族挑起仇恨与敌意的煽动者本质上是一名剥削者。他并非直接从少数群体获益,他的利益来自于他的追随者。当他将自己描绘为拯救大众于威胁之中的救世主时,这些追随者也许会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他。一名政客也许能够通过主张“白人至上”而获得连任,为了获得选票,他总是将矛头指向黑人。 有时,煽动者也能够得到直接的经济利益。三K党的高层领导能够从向成员收取初始入会费、会费和贩卖兜帽服饰中获利。“欺骗的先知”总是能从偏狭和仇恨中攫取到利益。
总结一下。任何多元化和分层的社会体系的核心都有这样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即经济、性、政治和地位的提高可以来自对少数民族的蓄意(甚至是无意识)剥削。为了获得这些好处,那些最能从中获利的人会刻意传播偏见。 原作者 | [美]戈登·奥尔波特摘编 | 徐悦东编辑 | 张进导语校对 | 赵琳